食堂消毒柜维修申请书（）

1.电子消毒柜CCC认证流程和资料

CCC认证作为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通行证，是一种强制性认证，只要在CCC认证目录范围内的产品，都需要办理。CCC认证是国家安全认证、进口安全质量许可制度、中国电磁兼容认证三合一的权威认证，是中国质检总局和国家认监委与国际接轨的一个先进标志，是中国市场稳定的不可替代的一种认证。电子消毒柜是一种常见家居用品。主要是是利用红外线高温或者说臭氧低温放电来实现杀菌消毒作用。电子消毒柜将人们的厨房生活领向了食用安全。但一般这类电子产品要上架市场是需要办理CCC认证的。

电子消毒柜3C认证所需资料

强制性产品认证申请书；

申请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登记注册证明复印件（初次申请或变更时提供）；

生产厂的组织结构图（初次申请或变更时提供）；

申请认证产品工艺流程图（初次申请或变更时提供）；

例行检验用关键仪器设备(见认证实施规则工厂质量控制检测要求)清单（初次申请或变更时提供）；

产品总装图、电气原理图；

申请认证产品中文铭牌和警告标记（一式两份）；

申请认证产品中文使用说明书；

同一申请单元内各型号产品之间的差异说明；

同一申请单元内各型号产品外观照片（一式两份）；

需要时所要求提供的其它有关资料（如有CB测试报告请提供）。

电子消毒柜3C认证申请流程

1)提交申请认证的所需资料(申请人、生产厂、产品等相关资料);

2)申请认证所需提供的检测样品型号和数量以及送交到机构;

3)认证机构进行资料审查及单元划分工作时间;

4)样品检测依据的标准、预计的检测周期;

5)预计安排初次工厂审查时间，根据工厂规模制订的工厂审查所需的人天日数。

6)样品测试报告的合格评定及版发证的工作时间;

7)预计的认证费用：申请费、批准与注册费、测试费(包括整机测试、随机安全零部件测试)、工厂审查费。

2.消毒柜CCC认证怎么办理？

消毒柜是指通过紫外线、远红外线、高温、臭氧等方式对餐具、餐具、毛巾、衣服、美容院、医疗器械等物品进行消毒、保温、除湿的工具。外观一般为橱柜，橱柜大部分采用不锈钢制成。

　　CCC认证，英文名称ChinaCompulsoryCertification，全称为“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是一种强制性的产品认证制度。它是中国政府为保护消费者人身安全和国家安全、加强产品质量管理、依照法律法规实施的一种产品合格评定制度。凡是列入3C强制性产品目录内的产品，如果没有获得指定认证机构的认证证书，并且未按规定加施认证标志，一律不得进口、出厂销售和在经营服务场所使用。

　　CCC认证的主要目的是确保产品的安全性和符合性，以防止因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安全事故。目前，CCC认证已经涵盖了家电、通信、信息、交通、水利、农业、建筑、环保、健康、能源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众多领域。

　　CCC认证所需资料：

　　1.营业执照；

　　2.中文说明书；

　　3.电路原理；

　　4.产品铭牌；

　　5.申请表；

　　6.关键元器件清单；

　　7.型号差异说明书（系列申请时提供）；

　　8.测试样机2-3台。

　　消毒柜CCC认证流程：

　　1.准备认证资料，提交申请；

　　2.资料审核，样品测试；

　　3.测试报告评审，工厂审查；

　　4.颁发CCC证书。

3.最新！海宁珍香斋总店处罚结果出来了！老板鞠躬道歉！店还开吗？

2019-03-25 15:23 | 海宁日报公众号 | 海宁日报

最新消息！

海宁南苑路珍香斋京粉海宁总店

接到处罚听证告知书

拟决定罚款6万元！

▼

海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海市监听告字[2019]76号

海宁市海洲康健饮食店: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店经营污秽不洁食品一案，已经本局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你店于2019年2月25日从海宁市宴宁食品有限公司袁花分公司购入65.2斤猪肉，价格9.2元/斤，货值599. 8元，进后加工成肉末用保鲜袋装成6袋放入仓库冰箱作为包烧卖、馄饨的肉馅使用。至2月26日下午一点多员工将剩余的2袋和半不锈钢盆肉末，共25斤，放入红色塑料大盆内解冻，由于疏忽大盆置于地上未放在货架上，期间有狗进入仓库舔食了部分肉末，并被路人拍照曝光于微信朋友圈。

2月26日下午四点员工将上述解冻的肉末用于包烧卖，20斤烧卖皮用了15斤肉末，剩余1袋肉未放回仓库冰箱。2月26日晚你店获知狗舔食肉末一事在微信上传播， 便将仓库冰箱内剩余1袋肉末处理扔进垃圾桶。

2月27日上午你店又将库存烧卖处理扔进了垃圾桶。你店经营污秽不洁的食品货值无法计算，但不足一万元。2月27日被查案发，现场查获你店进货时未查验食品许可证、采购索证、台账中面粉供货单位海宁市硖石城东生面店和猪心供货单位海宁市海洲街道汇丰食品商行食品流通许可证都已过有效期。你店经营场所发生变化，新增仓库南苑路509号，未依法重新申请食品经营许可。

综上，拟决定对你店处罚如下：

一、警告；

二、罚款人民币60000元、上缴国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三日内，向本局提出；如果要求举行听证，可以在本告知书的送达回证上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也可以自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狗舔肉事件”是店“一生的痛”

2月27日一早

爱海宁客户端记者接到网友报料

海宁南苑路珍香斋京粉海宁总店

惊现“狗舔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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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上午市场监管部门突击检查

发现店内存在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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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晚，记者发现

珍香斋店门紧闭

店门上贴着停业整顿的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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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戳这里↓↓↓

2月27日那天的“狗舔肉事件”，成为珍香斋总店老板“一生的痛”。

现在珍香斋南苑路店怎么样了？

今天中午，报姐来到位于市区南苑路的珍香斋，只见这时候的门头已经焕然一新。

走进店内，餐椅、价目表都已更换。

不锈钢台面蹭着亮光。

厨房间内，蒸笼、盘子都已经叠放整齐。

冰箱、冰柜放上了保鲜盒，做了分层处理。

砧板、刀具做了区分。

在事件发生后，3月7日，店内重新开始装修，墙面重新装过，大的消毒柜也是新增加的。仓库里重新改造了，分为主食间和调料间。

按照要求，货架改为不锈钢，离地10公分。

杨哲华拿出了整改申请书给报姐看。

对自我要求不高是诱发事件的主要因素，在事件发生后，该店组织员工前往第三方食品安全督导公司学习培训，食品安全督导员给每位员工上课。规范服装、戴发套，要求注重个人卫生等。

“我们还前往海宁市技工学校学习后厨卫生情况，意识到自己的安全意识真的很薄弱！”老板说。

珍香斋总店主要整改的内容有13个方面。

1.邀请了第三方监管机构对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员工的食品安全意识，提升员工素质。

2.完善员工员工着装，佩戴口罩、帽子、统一制式围裙。

3.收款员独立，不准边收款边包烧卖。制作生食人员与成品销售人员分开，配备免洗消毒液。

4.厨房餐厅天花板重新装修，餐厅墙面装修。临街街面改装成钢化玻璃。

5.店面门头重新装修，牌价表重新装修。

6.增加热风循环消毒柜，做到每个餐具都全部消毒后使用。

7.厨房增加不锈钢架子，锅子全部离地存放在架子上。

8.增加切菜砧板，做到生熟分开，道具也生熟分开

9.鲜肉使用食品保鲜盒再存放冰箱

10.仓库装修，修建主食间、配料间，配齐货架并标识不清楚

11.改建进出仓库的大门，加装自动关门装置，做到人走门关

12.塑料桶更换为不锈钢桶

13.仓库增加大容量储物箱。

杨哲华90度鞠躬道歉

“对不起市民对我的信任，希望大家再相信我一次。”

杨哲华鞠躬90度向顾客致歉。

杨哲华说，原本按照市市场监管局的要求，整改4天以后就可以开张了，但自事件发生以后，杨哲华就开始反思，是自己的食品安全卫生意识薄弱，才导致这样的事件，小疏忽会带来致命打击。

杨哲华坦言，珍香斋2003年开业，对食品安全卫生方面要求也没有很高。所以教训很深刻！

△老板杨哲华

之前珍香斋每5年装修一次，2008、2013年都已经装修过了。2008年时，操作台都改成不锈钢材料，油烟机也换成不锈钢。

“到了重新翻修的时候了，所以这次他花了10万元重新装修。”杨哲华告诉报姐。

事件发生后，杨哲华一直在反思，他写了一封道歉信，里面表达了他全部的感想和决心。

△道歉信

这一路走来，其实很不容易，他2004年申请注册商标，2008年注册商标出来。

“经过努力，珍香斋在海宁小有名气，但是确实在食品安全方面没有跟上主流，我也希望像珍香斋一样的小餐饮店，大家一起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把好食品安全关。”杨哲华说道。

南苑路珍香斋总店要重新开业？

“今天开业嘛？”来自杭州的何先生问道，他来海宁出差，正在找吃饭的地方。“不好意思，我们明天或者后天才开业。”老板杨哲华答道。

报姐现场联系了海宁市市场监督局有关工作人员，对方说处罚决定书还没下，最快也要本周三，重新开业要拿到处罚决定书以后才能开业。

食品安全无小事

珍香斋的整改

给海宁全体餐饮店主敲响了警钟！

记者：胡晓琳

图片：陈奕新

编辑：朱文

4.医、食、住、学、走……儿童肿瘤患者为活路奔波

原标题：活路

患儿在新阳光儿童病房做手工 车怡岑/摄

来北京之前，母亲带着腾腾，县医院，市医院，省医院，一家一家跑。有的医生怀疑孩子碰伤了，有的认为是发炎了，“打打消炎针就好”。但腾腾腋下的肿块越来越大，一大块分散成了几小块，最大的肿得像鸡蛋。家人决定，去北京。

老家在辽宁盘锦的铭铭，跟父母坐着火车，晃晃荡荡来到了北京。下车时已经是深夜11点，他们住进医院附近的地下室，房租是每天100元。

去年7月，北京天气最糟糕的那几天，狄德豪和妻子带着女儿芊芊，拖着大皮箱，从老家赶来求医。去医院时正赶上暴雨，很久打不到车。北京24小时的降水量，已经和他老家一年的降水量差不多了。旅店老板劝他们别出门，狄德豪说没办法，专家号是半夜睡在医院外马路牙子上才排到的，就约在了下午3点，天上下刀子，也得去。他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直到一位专家告诉他：“如果是我的孩子得了这个病，我会去北京儿童医院。”

全球儿童恶性肿瘤发病率平均每年上升2.8%，在中国，平均每年新增三四万名儿童肿瘤患者。每年来北京儿童医院求医的新发血液病患儿超过500人，官网上，血液肿瘤中心4个病区107个床位，常年显示为“满床”。

铭铭热爱学习，在学校成绩优秀，但为了治病，被迫停学。车怡岑/摄

据北京儿童医院统计，在该院治疗的患儿，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愈率已达80%以上，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治愈率达90%以上，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治愈率达60%以上，各种类型淋巴瘤的5年无事件生存率(EFS)达到80%以上。

这些从全国各地赶来，远离家乡，远离童年的孩子开始“走疗”，在儿童医院附近住下，往返于医院和出租屋之间。这座城市灯光耀眼，高架桥车流不息，庞大，陌生，也藏着生的希望。

妈妈带腾腾到附近的公园玩。这是腾腾在北京最开心的时刻了。车怡岑/摄

医

腾腾已经习惯了疼痛。这个6岁的小女孩，侧躺在病床的小褥子上，蜷着膝盖，让后背紧绷。又到了每两月一次的鞘内注射时间，这是一种将化疗药水从后腰注射进脊髓的治疗方法。6厘米长的针头，缓缓从她脊柱之间推了进去。头晕、恶心的感觉，逐渐包围了她。

这样的注射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且还有一年多。腾腾已经完成了治疗，目前处于维持阶段，她需要一星期推一次“手针”，两个月复查一次。

每次要去“打鞘”之前，腾腾都眨巴着眼睛，可怜巴巴地瞅着母亲张丽会。张丽会只能安慰她，“没事儿”。除了语言，这位母亲能做的，也只有在送女儿进病房前抱住她，让她轻靠在自己肩膀上。女儿的头发长得很慢，头顶只有一层柔软的绒毛。

第一次做鞘内注射的时候，腾腾的哭声穿过紧闭的病房门，直戳在张丽会的心口。按照医院规定，张丽会只能在门外守着。女儿的哭声迫使她逃一样地走开，远一点，再远一点，远到听不见为止。

现在，腾腾不会在“打鞘”时哭了。

打完鞘，她需要平躺4个小时，一动也不能动，让药物随着脑脊液循环，抵达脑池各处，最终，杀死她体内的癌细胞。

为了安抚女儿，张丽会举着平板电脑播放动画片。腾腾累了，张丽会轻轻拍着她。如果能睡着，这4个小时会过得快一点。

去年3月，腾腾从幼儿园回到家，给张丽会看自己腋下的肿块。

很快，她发起了高烧。消炎针打了一支又一支，温度计上的数字，却始终没有降下来。有一天晚上，她烧得迷迷糊糊，对张丽会说：“妈妈，我不想离开你，别扔下我。”

一年多了，女儿说这句话时的语气和表情，始终刻在张丽会的记忆中。

在老家始终无法确诊，他们只好来到北京。终于，腾腾腋下的肿块被确诊为淋巴瘤。她住进了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的第二病区。

病区的两扇铁门，大多数时候都紧闭着。

孩子们在里面，戴着口罩，顶着小光头，身上插满管子，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家长们在外面，送饭，守候，筹钱。

芊芊也曾住在这个病区里。她的淋巴瘤，起初被误诊为神经纤维瘤。肿瘤在颈部，血管和神经密集，父亲狄德豪不敢让她在老家做手术。对很多外地病人来说，确诊都是一件很难的事。

他们来到北京，在一家三甲医院开了刀。那时候，狄德豪根本没有想到，这场手术反而“打破了肿瘤外的一层膜”，让病情恶化了。

芊芊确诊之后，家里人都吓坏了。狄德豪一晚上睡不着觉，每隔一会儿就看看孩子，一看到孩子就哭。有医生甚至对他说，“你们再要一个孩子吧”。他不肯接受，决定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治病。

不到20天，癌细胞像是突然从沉寂状态被激活，在芊芊的淋巴腺中疯狂肆虐，从颈部一直蔓延到腋下、股沟。当狄德豪找到儿童医院时，芊芊全身的骨骼，都已经被侵蚀了。

童童在玩平板电脑 车怡岑/摄

狄德豪开始一把一把掉头发，不到半年瘦了30多斤，脸颊凹下去，照镜子时吓一跳。他反复问自己：“为什么发生在她身上？”

他眼睁睁看着芊芊躺在病床上，大腿主动脉上插着手指粗细的管子，躺4个小时，女儿全身的血液被抽出来，流进提取干细胞的机器，再回输到身体中。做完这些，父母拿手狠狠地按住伤口，要紧紧按2个小时。

狄德豪说，有的家长按2个小时按不住了，松开了。“你知道动脉压力有多大，孩子那个血滋滋地就流出来了，滋到人脸上了。”

有一次，整个流程做完，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家长压着伤口，压到10点钟。医生让他们回家，病房里不让待，可他们住的地方很远，那个时间，已经错过了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你说我们上哪儿待着去？孩子的大腿根，也不能蜷着，否则主动脉一下子冒血了怎么办呢？”他们很害怕，就在楼道里待了一晚上。

有的家庭租的房子远，地铁要一二十站，去儿童医院一趟两小时。在地铁上没人给孩子让座，夫妻俩各把一头，上去给孩子抢座。

经历了6个化疗疗程的涵涵正躺在妈妈的腿上，涵涵妈妈轻揉他的脊背。车怡岑/摄

食

芊芊的治疗方案包括8个疗程，历时8个多月。前5个疗程，她和其他孩子一样，独自在医院住着。

每天凌晨4点，狄德豪就爬起来，用小火煨两小时，熬出又稠又软的小米粥。有时他也会煮南瓜粥或牛肉汤，给女儿加强一些营养。

6点，病区的铁门缓缓打开，芊芊妈妈带着熬好的粥走进去。她可以陪孩子待一个小时，帮女儿洗漱，拿早饭给她吃。

由于化疗药物的副作用，好胃口对这些孩子说来，成了极端的奢侈。

食物的卫生标准也非常高。化疗药物杀死了癌细胞，也让这些孩子的免疫力趋近于零。芊芊很容易感冒生病。食物只能买新鲜的，煮到烂熟。

生日蛋糕也要吃得小心翼翼。杨海丰的儿子嘟嘟，7月底刚满3岁。病友帮忙买了生日蛋糕，但主治大夫说，蛋糕能吃，奶油不行。嘟嘟闹个不停。

杨海丰心软了，用勺子沾着奶油，让嘟嘟小小地舔了一口。

嘟嘟年初确诊，患有神经母细胞瘤，至今仍住在血二病房里。他想吃疙瘩汤，杨海丰一手端着锅，盯着锅里的汤汤水水，一手举着手机，瞅着网上搜索到的菜谱。孩子生病前，他很少下厨房。

大多家庭都买了消毒柜或消毒灯，给餐具一遍遍消毒。有的家长甚至每天早午晚，都要用酒精把地板擦一遍，把每一处缝隙都清理干净。

楼上的“血四”病房里，住的是等待骨髓移植的孩子。一天三顿饭，家长拎着高压锅来来回回。锅盖甚至不能在病房外面打开，要直接拎进病房的消毒柜里。

有一个孩子，在做完骨髓移植后出了院。他父亲独自照看他，有一次没时间做饭，在外面买了个包子给他吃。

这个包子引发了肠道排异。那孩子重新回到医院，进了ICU病房，到后来便血，不久就没了。提起这件事，家长们的声音立即都压低了，出现了几秒钟的沉默。

芊芊去做了一个核磁检查，回来就感染了腮腺炎，可能因为大厅空气不好，感冒病毒很多。一个腮腺炎又花11万元，孩子在化疗期免疫力特别低，一旦感染，住到医院的单间里面，一天就是1.5万元。

“居住条件不能太差”，这是家长们的共识。但对张丽会来说，租一个单间的负担太大。

腾腾结束化疗后，张丽会在儿童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屋子，与另一户人家共用卫生间和厨房。厨房的墙皮已经大面积剥落，因为潮湿，一整面墙上都有一米多高的霉斑。张丽会的消毒措施，只能是用开水煮一煮餐具。

夏天中午最热的时候，张丽会坐在蚊帐里，给睡着的女儿扇扇子。腾腾睡醒了，揉揉眼睛，挤到妈妈怀里，看上去就和没有生病的孩子一样。

芊芊正在医院里的阶梯上温习功课，她患有淋巴癌。为了节约资金，他们家现在住在远在通州、由公益组织提供的救助站里。车怡岑/摄

腾腾的父亲留在老家，打工赚钱，维持女儿在北京的医药费和生活费。每天晚上，父亲都要和腾腾在视频里聊聊天。网络不好的时候，画面卡得断断续续，一段笑声都要分好几次听到。

聊天的时间也很难固定下来，腾腾的父亲有时忙着送货，有时在客户家里安装空调。最忙的时候，他晚上八九点钟都下不了班。等他放下货物，拿起手机，千里之外的女儿，或许已经睡熟了。

在“维持”阶段，很多家庭都和他们一样，两口子一个来北京，另一个留在老家。

马延武夫妇却选择都留在北京，他们的女儿铭铭也已经结束化疗，进入了维持期。马延武一直想找个地方打打工，女儿的病以及在北京的生活费，将他的脊背压得佝偻。他在老家的房子早已经卖掉了，现在欠着几十万元的外债。

今年春节，马延武家和另外两家人，一起在出租房过了年。孩子不能吃酸菜馅的，他们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出租房里没有电视，三家人围坐在一起，筷子拿起来，没吃几口，就都放下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北京过年，大家胃里都已装满了苦涩。

因为没有床位，童童只能在病房外的走廊里输液，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车怡岑/摄

住

来到北京后，马延武一家子，已经“搬了四回”。

他们最初落脚的地下室，没窗户，不通风，住了没多久，房东就要涨价。马延武只好把行李甩在肩膀上，来回四五趟地倒腾。

别的家长告诉他，这样下去不行，“得租一个长期的”。但儿童医院在二环边上，稍好一点的房子，一个月房租要四五千元，“承受不起”。找了一个多月，他才终于找到现在落脚的地方。

房间不大，只有10平方米左右，一张双人床属于铭铭和她妈妈。床边与衣柜之间的地上，勉强塞进去个厚床垫，那是马延武休息的地方。加长了电线的插线板，从5层楼的窗口直直垂到楼下，连接在他家电动小三轮的电池上。

从儿童医院到这间出租屋，直线距离不到900米。马延武从“家”里出来，穿过一个十字路口，走快一点的话，抵达医院西门不到5分钟。

但即使是这么近的距离，铭铭走起来，仍然会觉得吃力。

马延武安顿下来不久，就从别的家长手里，以2000元的低价，买下了一辆电动小三轮代步。他载着女儿，在医院和出租屋之间往返。在医院的院子里，在周边各个小区和居民楼的楼下，这样的小车随处可见。

老式居民楼里，棕红色的扶手斑驳掉漆。铭铭出虚汗，喘粗气。她只好趴在父亲的背上，由他背着上5楼。

马延武加了一个“血二病友交流”群，里面都是血液肿瘤中心的患儿家长，500人的成员上限，早早就满额了。

父亲们爱聊的话题之一，是去哪里“搞钱”。

马延武考虑要去摆个摊儿，卖煎饼或小商品。可在北京二环边上，他根本找不到能让他摆摊的地方。再远些的地方，他去不成。

他很难在北京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有一阵子，他想去送快递，送外卖。但招聘方告诉他，要是不能固定工作时间，公司就无法给他提供运送包裹的专用车，他得自己买。

他只好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

为了节省开支，马延武回老家办事，再来北京的时候，会扛着老家地里种出来的大米，在绿皮火车里晃荡十来个小时。妻子去市场买菜，都会挑蔬菜和水果打折的时间段。

小语的父亲一直在西直门的服装批发市场搬货。上个月底，批发市场闭市了，商户都摘牌走人，他的这份工作也没了。“没有谱了，不知道怎么办呢。”他不得不感慨。

但他离不开北京，他的孩子也结束化疗进入了维持阶段。

在马延武、张丽会、狄德豪的老家，对淋巴瘤这种疾病，报销的比例，大概只有30%，远远低于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的额度。

“淋巴瘤什么补助都没有，不像白血病，社会上救助的多。我们去申请基金，人家说，不是白血病不让申请。”一位家长坐在儿童医院对面的马路牙子上说。

即使是为了这不到三分之一的报销额度，马延武也需要在北京和盘锦之间来回跑，在一张薄薄的申请表上，凑齐好几枚印章。

有一次，地方医院不肯给他盖转诊手续的章，他一急，当场跪了下来，膝盖重重砸在水泥地上。

进口药也不在报销的名单之上。一种维持期推手针用的进口药品长春花碱，一支就要1000多元，国内没有替代药物。

张丽会托了人，辗转从广州那边买回了药，搁在出租屋的旧冰箱里，与苹果、莲蓬挤在一起。

腾腾在出租屋里画画，因为化疗，她的头发掉光了。车怡岑/摄

学

每周三下午，新阳光病房学校的王夏奕老师，早早就开始打扫教室。除了准备好下午要用的的手工和玩具，她还必须用消毒水，擦拭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将空调调到适宜的温度。

最后，她把一包一次性口罩，放在门边的柜子上。

站在窗口向东南方看，能看到北京儿童医院的屋顶。每个走进教室的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手。

来这里的孩子，都是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的患儿。他们的年龄大多在3岁到7岁之间，不分大小班，都在同一张桌子前上课和玩耍。

腾腾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妈妈会带她去这里玩。她会推着玩具购物小车，吆喝：“卖东西啦。”其他孩子凑过来，把塑料雪花片当作货币递给她。

这里的志愿者老师和孩子感情很深，王夏奕实在忍受不了一个孩子“走了”，第二个“走了”，到“走了”第十个孩子时，心碎的她辞职了。她用了很长时间做心理修复，才鼓起勇气，重新回来。

另一个家长们喜欢带孩子去的地方，是距离儿童医院不到两公里的儿童舒缓治疗中心。那里每周六都有固定的免费心理咨询服务，定期还会组织患儿参观海洋馆、博物馆。

“外面的小孩，看到我家孩子戴着口罩，就躲着他，不敢和他玩。其实是我家孩子要躲着他们才对。”一位家长半开玩笑地说。

但孩子最常玩的，是“治病”的游戏。

“做个CT”“打个造影剂”“做个骨穿”，他们举着玩具针管和小药瓶，扮成医生和护士，给陪他们玩的老师“看病”。

与癌症有关的词，烙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在游戏时被随口丢出来。

有个13岁的男孩，甚至时不时上网查查，把自己的病，研究得比许多大人都明白。有些家长拿到了自家孩子的化验单，他接过来瞧瞧，随手就能指出来，哪个项目数值过高，下一步会做什么检查，该吃什么药了。

“结束化疗后的孩子，眼神都不一样了。就像是痛苦给了他们勇气。”王夏奕老师说。她在2014年6月底来到新阳光病房学校，3年的时间里，有200多位小朋友来这里。这些孩子都是外地户口，无法去北京本地的公立幼儿园，家里也无法负担私立幼儿园的费用。

腾腾在回家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妈妈很紧张地检查伤口。在这简陋的出租屋里，母女俩相依为命。车怡岑/摄

马延武也在为孩子的学业发愁。

铭铭该读5年级了，她的户口和学籍都在老家。马延武把附近的几所小学都跑遍了，挨个儿问能不能借读。得到的答复都是否定的。

他听说北京周边有些打工子弟学校，能接受外地流动儿童，但“没打听着”。老马和家委会的其他家长在一块儿聊天，发现大家“都找不着”。

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新阳光病房学校。

每周固定时间，新阳光病房学校的志愿者，都会来马延武租住的出租房，给附近住着的患儿们上课。课堂是马延武隔壁的租户免费提供给他们的，课桌是房东的。

在病房学校补课的孩子里，最大的是洋洋。他该读初二了，结束化疗后，他们家搬到了北京五环外的小汤山。洋洋的母亲咨询过小汤山的一所私立学校，一年学费就要十几万元，以他们现在的经济状况，根本负担不起。

洋洋只好在家里自学。来北京看病之前，洋洋家里刚花了几万元的择校费，把他送进了当地最好的中学，但他只上了7天学。

这个原本过得还不错的家庭，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已经和很多相同处境的中产家庭一样，花光积蓄，欠下外债，迅速向下滑落。

铭铭结束化疗之后，老马也想搬走，去北京五环外租房子。那边的房子租金便宜，平房几百元，楼房千元左右，合租的话更便宜。但病房学校的老师告诉他，志愿团队的补课工作，只能覆盖儿童医院附近的患儿家庭。

马延武考虑之后，还是咬咬牙，继续留在了儿童医院旁边。

北京儿童医院西门外，马延武在接听电话。车怡岑/摄

走

越来越沉重的经济压力，以及女儿的学业，迫使狄德豪开始考虑离开北京。

芊芊已经11岁了，去年生病的时候，她正在读5年级，办理了一年的休学。今年9月份开学，她该读小学6年级了。明年这个时候，她将面临小升初。

芊芊打小就“爱看书”，手里总是捧着书，成绩也一直不错。如果他们一家留在北京，她的学业就不得不中断3年，甚至更久。

马延武劝他别走。维持期间需要的药品长春花碱、美罗华，都很难在老家买到。曾有家长也选择离开北京，没过多久，就给老马打来电话求助，“孩子断药两个月了。”

最让他担心的，是“推手针”用的长春花碱。这种药物本身就有剧毒，在静脉注射时，必须特别小心，一旦漏在血管外面，腐蚀性立即会导致局部组织坏死。

一位老家在内蒙古的患儿家长，在维持期，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她找了好几家医院推手针，都被拒绝了。3岁的孩子，本来血管就很细，化疗过后更细了。地方医院的护士捧着针管，不敢下手。

“地方的医疗有太多的问题了。”她忍不住抱怨，“我在老家的医院，托了关系找到最好的护士，都不如北京儿童医院随便一个护士。”

对于回去将要面临的问题，狄德豪很明白。他认识的一位家长是他老乡，拿着孩子的血项单子，给老家医院的医生看，把医生吓坏了。那些数值都太低了，可以直接下病危通知书了。在北京儿童医院，同样血项的孩子，甚至还在“走疗”，无需住院。

可狄德豪已经有些支撑不下去了：“不回去怎么办？怎么生存呢？”他一遍遍问别人，也问自己。

两个多月前芊芊结束化疗，狄德豪一家三口，搬到了通州的绿梦儿童关爱中心。那是一个为进京看病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临时居所的救助机构。

按照规定，受助儿童的年龄要在14周岁以下，每个入驻家庭，最长的居留时间不能超过3个月。时限将至，狄德豪仍然没有寻找到新的长租房。

他打算带着芊芊回老家了。

这个曾经算得上小康的家庭，如今负债27万元。生活像是骤然间倾塌下来，他在夹缝中试着喘息，可是连呼吸都是滞涩的。

面对11岁的女儿，这些情绪，他一点都不敢表现出来，也从不说“癌症”“肿瘤”这些字眼。曾有一位医生，在查房时当着孩子的面，直接说了“化疗”“放疗”。一年过去了，狄德豪仍然耿耿于怀。

狄德豪觉得，芊芊比以前内向了，生活对她来说“就像停滞了一样”，这让他难受。

在他的印象中，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北京儿童医院，挂了号，确了诊，问了多少钱，然后就走了。

“回去喝中药去了。”狄德豪说。家长们谈及这些事，不愿意用“放弃”这类消极的字眼。

狄德豪记得，“血二病房”曾有个孩子，6岁，性格“特别敏感”。他和家里人住在一个狭窄的出租屋里，每天晚上他爸爸回到家，他都会观察爸爸的表情“开不开心”。

“如果他爸爸借到了钱，回来时脸上的表情好，这孩子就知道，自己有救了。”狄德豪说。

那个孩子结束化疗时，相熟的几位家长都挺高兴。大家一起买了些花生米和小凉菜，买了啤酒，在狄德豪当时租住的小院子里庆贺，都觉得这个孩子有救了。

“他家花了不少钱，两口子也没钱，千难万难总算让孩子结束化疗了。”狄德豪说。

“家里把房子也卖了。”马延武在旁边补充。

可不到半个月，那个孩子的病复发了，孩子很快就没了。

“从我们结束化疗离开医院后，到现在，我们认识的十几个孩子不在了。前两天还跟那孩子玩儿呢，过两天就没了，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狄德豪低声说。

那家人回了老家，马延武偶尔还会和他们通个电话，简单地问候几声，安慰几句。

然后，电话两端就沉默了。

尽管身边的孩子有的走了，但更多的活了下来。家长都坚信，腾腾、芊芊、铭铭……这些孩子会是幸运的那一个，未来的路还长长的。